《上海金融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深化，各国出台了许多“宏大”的救市计划，您认为这些救市计划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赵怀南：欧美的救市计划听起来金额庞大，因为各国央行都向市场注入了巨额的流动性。但具体到任意一家金融机构，也只不过是提供其正常经营所需的最低资本金，以期能够保持其金融机构接近于危机之前的正常运转。这就像人们发高烧一样，先不管是什么疾病引起的，先吃退烧片把体温降下来再说。至于疾病有多严重，多长时间才能治好，都先顾不上了。

　　但注入流动性远未达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因为金融机构得到救助款后，由于缺乏互信，并没有再次开动信贷机器，相反它们把钱都压在手里，互不拆借，也不帮助企业短期拆借。因此经济运转的短期融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注入流动性也宣告失败。这才逼迫一直倡导自由市场的西方政府使出了最后一招：国有化。其实质是在银行信用失灵之后，向市场注入国家信用，以国家这一终极信用来担保正常的融资功能。我们希望国家信用的注入能够最终抑制金融危机的近一步蔓延与深化。

　　救市虽然给银行提供了生命线，但却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其他一些问题，这就好比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英国政府注资后，也同时宣布了一些限制政策：比如对接受注资银行分红的限制，对银行高管奖金的限制等，就会给公司的激励机制带来问题，从而加剧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代理问题。另外市场也在担心，是不是注资以后变为国有(或部分国有)的银行，就会从此得到国家政策上的优惠呢？这是否会因此影响市场的公平与效益呢？这就无形地给市场平添了一层不确定性，因为相对缺乏国家信用的担保，未接受注资(即私有)银行的融资成本可能会由此拉高。

　　中国经济结构变革正当时《上海金融报》：目前，全球金融动荡加剧，而中国经济增速也逐步放缓，这对于全球经济以及中国自身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赵怀南：中国的经济增长恰恰在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开始减缓了，整个世界恐怕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样的现实。但是，“减速”一词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对美国而言，减速是一个负面词汇；但是一次中国式的减速———GDP增速下降2%左右，或许有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因为11%-12%的GDP增长速度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对中国而言，当前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切实推进计议已久的经济结构变革。

　　我相信，如果GDP增速能维持在9%左右，中国政府在未来几年里会欢迎这样的“减速”，因为中国经济需要一次减速来进行自我调整和平衡。从长远看来，这也会使整个世界经济受益，因为8%或9%的增长率是可以维持的，世界可以依赖这种稳定而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率。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8%或9%的增长率意味着一个巨大而惊人的数字，将能够带动世界经济进入一段相当长的持续发展时期。

　　《上海金融报》：您所提到的“经济结构变革”具体是指什么？

　　赵怀南：“经济结构变革”指的是StructuralChange,主要是宏观层面但也有微观层面的含义。从宏观方面讲，即从粗旷型的低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变，也就是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如果产业普遍科技含量高，那么可替代性就小，价格弹性也就低，定价权就高。这就会将经济引入“竞优”模型，即你的产品技术含量高我比你更高。这样由于科技优势掌握了定价权以后，就可更好地预防各种外部的冲击，从而稳定就业、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简言之，所谓的“经济结构变革”即向“竞优”模型的转变。

　　从微观层面讲，比如具体到某一企业，“经济结构变革”指从“重生产”到“重管理”的转变。优化激励机制、提高公司治理应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些潜在的“软实力”却恰恰是那些创造价值的价值。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代理成本,从而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竞争和盈利能力。这样，如果企业的软实力都提高了，那宏观来讲，经济结构也就变得更健康了。

　　《上海金融报》：中国经济增长向来依靠“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您如何看待目前这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赵怀南：谈到“投资”，不自觉地我们就要谈到“回报”。比方说如果是公司投资的话，我们将先展开审慎的资本预算来决定其

　　NPV(NetPresentValue)，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融资成本。由于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政府推动的，因此一般情况下融资成本就会相当低廉，这就会造成资本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中、西部还有很多欠发达地区，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务必要理顺融资成本、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由于我们的很多产业处在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国外的需求变化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都会对出口产生冲击。抓住机遇将产业从这一链条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转移，即向竞优模型转移，就可增强我们的竞争力、提高我们的定价权，从而减弱外部因素对我国出口的冲击，继而稳定出口相关产业的就业。

　　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我国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中国的内需还是相对偏弱。拿2007年来讲，美国3亿人口的消费达到9.7万亿美元，而中国13亿人口却只达到1.2万亿美元。从消费而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还远低于美国，即便是在国内也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占到GDP的70%左右)。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应是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抗击国际经济金融动荡的冲击。现在国家的医疗、社保、农村、教育、金融等方面的改革都在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期待更多的能够正确引导内需的政策出台，也期待分配机制能够变得更加公平、合理。

　　金融业应走“中间道路”《上海金融报》：当下的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怀南：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对中国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外需求可能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低迷，这将严重打击中国的出口，影响出口及其相关产业的就业问题。

　　从虚拟经济层面看，当前的全球金融海啸将不可避免地打击国内投资者的信心。信心的缺失会进一步打击国内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价格，从而影响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近一步减弱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削弱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公司治理的)监督功能。另外信心的缺失也会进一步降低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又一步削弱市场的有效性。如果信心不断地受到打击，就会出现以上所提不断地恶性循环。

　　《上海金融报》：中国政府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经济下滑？

　　赵怀南：从实体经济层面，在内需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改善、国外需求可能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也许“投资”又会在三驾马车中唱起主角。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政府已启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这些领域已近饱和。

　　而且现在很多主力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如钢铁、电力、水泥等，很难再进行大规模主导性投资。在这种现状下，面对政府的选择是：为投资而投资，还是以投资来养内需？

　　究其根源，内需的低迷源于支持内需的环境的不健全，即外部条件不成熟。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大功夫，那么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内需/消费带增长都将只是空谈。为了培养内需生存的必要土壤，我认为国家应该在诸如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进行大力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对刺激经济短期内见效慢，对消化过剩产能等问题解决得少，但它却是国家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迈进的必由之路。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轮的财政性投资，应该少一些短期行为，多一些长期考量。

　　从虚拟经济层面，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了“信心”的重要性。有了信心我们上面所提及的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使整个虚拟经济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环境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在国内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大前提下，政府能够出台提升信心的实质性的举措是很重要的。

　　《上海金融报》：中国将从这场金融危机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赵怀南：中国受到的影响不大这当然值得庆幸，但从侧面看，这恰恰说明了中国金融系统的落后性，而非先进性。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的长期封闭和金融创新的长期滞后，使得中国(被动的)躲过了这场全球性的危机。西方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开放、创新太多；而中国却恰恰相反。走一条中间道路应该是中国金融业努力的方向。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落后但有一种后发的学习优势。相反发达国家却需要上百年的摸索和实践。这次的金融危机又是发达国家给中国提供的在摸索与实践过程中的失败的案例。中国应该认真地学习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