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博士

　　内容提要 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手段，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传统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行为主体首先追求占有物权而间接地实现主体自由；现代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人们首先追求人自身主体权利的获得、满足和发展。主体自由表现为劳动者自己掌控的一个延展递进自由链(自愿偏好→自主选择→自由流动→自我发展)。 自由与繁荣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度，自由对繁荣也有着最强的解释力，从而使自由成为繁荣的根本解释变量和惟一获取路径，这是最为重要的历史结论，也具有普适性和可供检验的重要含义。

　　关键词 主体自由 自由选择 自愿偏好 自由流动

　　自由是指人们处在一种没有被强制和没有被奴役从而能够按照主体意志而行动的一种发展状态，因而人们得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偏好而能够自由选择。长期和谐与持续繁荣首先需要主体自由，主体自由就是劳动力自主产权所涵括的由个人得以依据发展偏好所灵活掌控的各项权利之和，在政治学和法学意义上其实就是公民个人的的基本人权。“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1]中国转型发展的首要核心内容和根本创新路径，就是充分赋予劳动力发展所需要的主体自由,主体自由因此而构成和谐发展的根本支撑。

　　一、从传统自由观到现代自由观的历史变迁

　　首先是传统自由观。财产(或财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财产仅仅指称物质财产，广义的财产除了包括物质财产之外，还涵括劳动力这样的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财产及其权利，以及由劳动力创新能力所衍生的知识产权和精神财富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们持有的是狭义财产观，人们普遍追求的是物质财富，人们拥有和奉行的是传统自由观。传统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行为主体普遍追求占有物权或更多的狭义财产权。由于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大特征，人的需要在层级上首先是生物性的低层级生存需要,表现为对吃穿住用行等物质条件的渴求。如果人们能够产出和拥有数多质优的物品，就会具有抗拒自然和社会各种风险的能力，人生就会具有更好更可靠的物质保障，人们就会得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来自自然的经济条件困扰和物质刚性约束，从而具有一定的自由行为能力，于是就孕育出指导人们行为的传统自由观。传统自由观是一种物本主义的自由观，或者说是一种只有通过物质媒介才能间接地实现人的行为自由。在这种传统自由观的支配之下，人们的欲望首先表现为对物质经济的追求，或者是GDP产出的增长，人的主体发展很容易被削弱、忽略、掩盖或异化，从而陷入有物的增长而无人的发展的畸形陷阱。这种传统自由观一旦形成，经过长期的历史纵向积淀和横向社会扩散，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和发展惯性，从而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现在的中国人还常说：“民以食为天”、“家中有粮，心里不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仅仅如此或长期如此也肯定不行，从另一个角度既反映出被物质困扰的行为无奈，也反映出传统自由观还有很大的“政治市场”需求。

　　其次是现代自由观。当人类低层级的生物性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需要就会升级为对社会性高层级的发展和享受需要，人们奉行的财产观就会由狭义财产观演化为广义财产观，传统自由观就会提升为现代自由观。现代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人们普遍直接地首先追求人自身主体权利的获得、满足和发展。这种现代自由观是一种人本主义自由观，更为确切地说是民本主义自由观 ，这种自由观不需要通过直接地追求经济增长而间接地实现人的主体发展，而是首先和直接地追求人的发展，人的主体发展不仅成为发展的首要手段，而且更成为发展的首要目的，经济增长仅仅成为人的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许多种发展手段之一。如果说传统自由观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追求的是人摆脱自然后的第一次解放，那么现代自由观所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追求的是摆脱社会困境的第二次解放，因而是一种高层级的摆脱制度压抑和权利剥夺的主体自由。现代自由观要求 《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广义而恰当地构想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2]

　　对所有的人们而言，自由不仅非常崇高，因而成为终生之梦；而且自由也很实用，没有自由的人都很贫穷；但自由需要产权的根本支撑。自由与产权高度有关，拥有产权就拥有自由，没有产权就没有自由。如果物力资源这种发展要素的产权被剥夺，主体自由就会落空，人们就会只剩下自由的“名义”招牌；如果人力资源这种发展要素的产权被剥夺，人们就不能自由行动，就会只剩下自由的梦想；如果两种产权都没有，人们就不会有任何自由，就会只剩下暴君自由或政府自由的“资源”或“工具”。“再好的暴君仍然还是一个暴君。”“人的本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只要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统治权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是基于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主张，而且是由那些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设置的机构来履行，那么社会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社会”。[3]自由发展需要宪政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神圣理念和发展框架。“宪政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基本法限制政府权力。自由主义的本质是摆脱政府控制……自由与权力视若遒敌。个人主义的本质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按自己意愿行事，不让外部限制、控制自己的命运，除非这种限制对于确保他人相应的权利是必要的。平等主义的本质是拒斥某人有权对他人行使权力的观念。民主的本质是民众直接或通过代表控制政府，政府官员要响应民意。”[4]自由意味着个人发展权利，强制意味着政府权力，百姓权利与政府权力通常处于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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