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显然不是外国人的发明。早在800多年前的宋朝，中国人就开启了谷物期货。而今，中国人也没有落后。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因素”正以全新姿态强势崛起，“中国标准”、“中国价格”开始显现威力。而“中国因素”的崛起，加速了国际市场影响力“东渐”的进程。

　　这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5月28日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国内同行的认可。上市还不到两年的上海燃料油期货，在引领中国石油期货发展的同时，迅速成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后起之秀。

　　发展期货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争夺商品定价的“话语权”，规避交易风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由于没有石油定价的发言权，对国际石油价格只能选择被动接受。而且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企业缺乏避险工具，往往受制于人，承担溢价和安全的双重风险。

　　中国每年的燃料油消耗量高达5000万吨，其中一半以上从国外进口。作为世界燃料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理应在世界燃料油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由于中国没有燃料油期货市场提供基准价格，中国企业与国外油商进行交易时，只能作为国际市场燃料油价格的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而不是油价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被动就要‘挨宰’”，这同样是一条真理。

　　2004年8月，中国推出了燃料油期货。上海燃料油期货上市以来，其功能逐步得到发挥。燃料油的“中国定价”和“中国标准”地位开始显现。过去，亚洲燃料油的定价权在新加坡，这一价格反映的是新加坡市场燃料油的供需状况，却决定着中国进口燃料油的全部成本。上海燃料油期货推出近两年来，基本扭转了这一局面，彻底结束了中国燃料油进口企业只能以“新加坡价格”作为唯一结算参考的历史。

　　不仅在亚洲燃料油市场，“上海价格”成功对“新加坡价格”形成有效牵制，而且在全球燃料油期货市场上，上海燃料油期货的表现也同样精彩。上海燃料油期货上市以来，其短期走向并不盲目跟随国际油价，而是更多地反映国内真实的需求状况，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反映中国燃料油市场供需状况的“中国定价”。这不仅吸引国内现货市场开始以“上海价格”作为交易基准价，而且连国际燃料油现货交易也开始把“中国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照系。

　　燃料油市场上，“中国因素”的崛起，改变了过去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身不由己”的历史。过去，我国从事燃料油贸易的现货企业缺乏有效的化解风险工具，只能在现货市场进行单一的买入或卖出，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国内的燃料油进口企业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到新加坡市场进行保值。新加坡市场不仅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燃料油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且透明度低，价格经常被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所左右。如今，中国企业有了自己的参考对象和透明而熟悉的渠道，抗风险能力自然大增。在去年上半年国际石油价格“倒挂”过程中，中国企业就利用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进行保值交易，成功化解了因“新加坡价格”暴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风险。

　　石油定价权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表现。正如参加此次会议的一位代表所说，谋求石油定价权的斗争，是石油资源争夺战中最激烈的战役。我国成功推出燃料油期货，获得了这场战役的初步胜利。但是，燃料油只是石油大家族中的一个小成员。在争夺石油定价话语权的过程中，中国要获得更大规模的胜利，显然还有更多更大的战役要打。

　　中国40%以上的石油需求、45%的铁矿石需求，以及10种有色金属44%的需求，都依赖进口。参加此次论坛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的一位高级石油专家指出，随着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要想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不想完全被市场力量所左右，必须从改革石油采购体系开始。而建立完善的石油市场体系，是改革采购体系的根本之途。

　　现代石油期货市场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石油安全战略、建立石油安全体系的重要战略手段。纵观当代石油发展史，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吸取教训，努力发展和运用石油期货市场，发挥其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套期保值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积极有效地吸纳资源和资金，保障国内石油稳定供给。

　　中国人发明了期货。但是，在现代意义的期货上，还需要多多向西方国家学习。此次上海论坛会议上，专家就呼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积极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实施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和建立石油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只有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发达了，石油供应才有保障。